〈賴顯邦者〉
對關鍵詞的重新定義是主體建立或呈現其思想的重要方法。其中，以字源為基礎的定義有挈裘領之效。試以文化( culture )和文明( civilization )為例。此兩詞常被混用，概念的混用造成了對事物之認識與評價的模糊。
Culture (< cultura < colere = till , cultivate) 的字源與耕植、培育有關，其義在「素養」。 Civilization (civilize < civiliser < civilis, to make citified) 的字源與城市有關，其義在從農業生活進入有城牆的城市生活所產生新的特質，包括專業分工、技術標準、 經濟利益系統........等等，以及隨之而產生的以知識與經濟為區別基礎的階級。
文化的素養是以趣味、慣性、融合等進行時間性的積累，表現為空間上的獨一性，所以，不可能在非洲發現一個漢文化圈。文明以品味( 顯現優越性 )、論據( 顯現說服力 )、群體對個體的暴力等，進行空間性的複製、 流行與擴張，表現為歷史的空間性斷裂。 所以，中國在民國初年可以產生社會主義，也可以在近來產生資本主義；臺灣在兩蔣時代自認為中國人，民進黨執政後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臺灣主體意識成為主流。
文化被空間性地或視覺性地──亦即關係性地──掌握，即產生文明化。這種空間化的進行，首先是被有意義地──指有影響力的群體性──框住，例如，當我一個人欣賞侯孝賢的電影，這是沒有關係意義的，只有存有或美的意識，但當著名的影展框住侯孝賢時，則他便因為被群體注目而逐漸增加空間上的意義，逐漸成為文明活動的一部份，若他對自己被框住有正面的反應，則通常也會伴隨著主體性的喪失。
文化中的東西被框住後，首先是被對象化或視覺化或空間化，亦即從其個別主體的綿延狀態中走出，成為可被分析的東西，從而確定其客觀的評價、產生品味與利益的優越性，形成一套有說服力的論據，並可進行複製、流行。
某些文明的成分也可能逐漸被理所當然的實行，失去品味的優越性、失去利益的相關性、失去論據的必要性、失去標準或規則的外在強制性，亦即不再被群體意志視為對象地「框住」，成為個別主體的內在素養而與外在他者無涉。 但大部分的情況，文明其實隱含了惡的可能性。 複製與流行是個別意志透過品味與利益的追逐、論據的信服，而屈服於一種外在的集體意志，這即是一種暴力。人類歷史上的魔鬼即隱身在這種集體意志之中。 偶像、品味、民族主義、流行時尚、國家意識、宗教派別、全球化..........等等熱門名詞都是顯例。
淡水的消失和雲門舞集可分別用來說明文明對文化的清除作用及其暴力性。
這二十年來，移植外來的審美觀，在淡水複製西式碼頭，如果有更大的觀光利益或更有力的理據，也可以重拆，再複製另外一種外來的景觀。大部分的景觀都與國外的審美與設計概念有關，而與淡水的居民與歷史無涉。在文明活動中，淡水的碼頭變成漢堡的碼頭，淡水的閒坐老人變成時髦的台北人，淡水的起伏小徑被千碎萬斷不復可見，悠閒混著海鹹味的老街成為西門盯。淡水已經被暴力的消除。
報載，雲門舞集在上海演出場時，有人攝影，結果，林懷民把布幕拉下，再重頭開始。輿論一般肯定他有教育民眾之功。這種情形其實意味著，知名的藝術家掌握了外來或學院內系統化、形式化的主流知識，於是便如祭司般掌握了權力；另一方面，被宰割的觀眾也感到被馴服的滿足，一種泯滅自身存在──融於群體中──的安全感。
雲門的表演顯然承載了深刻的藝術性，亦即可被分析、 有欣賞的標準，透過這種專業性顯現了品味的高度，並顯現有力的說服力。參加此藝術活動的表演者和觀眾都受到一些標準的規制。這些標準既具有規制力，就顯示了它的形式化而遠離了本質，成為品味的活動而非美的活動。品味是具有暴力性的，例如一位穿名牌的女人與一位帶斗笠的村婦並立；美則只有在或不在其中的問題。規制剛好就是分開表演者與觀眾，使觀眾不在，觀眾不在了，表演者也就不在了，因此，美也缺如。 不符合品味所規制的東西，意味著無知而顯現對此藝術活動的侮慢，就像獨裁者演講時，有人在下面聊天一樣，令人非常礙眼。其實，表演就只是表演，觀眾的主體性不受壓抑，他們單純為趣味而來，在趣味中進行攝影、聊天、買香腸........等等增益內容的活動，共同構成一種活動的整體性、一種獨特的時空場景，在美中，沒有施受、沒有高低、沒有支配與被支配者，只有在其中或不在其中。
流行與知識份子在文明的暴力擴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流行是主體對自身的無知，導致個別意志屈服於一種集體意志。流行的本質是無知，其表現是罪惡。流行可出現在名牌、飲食等食衣住行的追逐，也可以出現在學院內，如台灣過去三十年來，新馬、 法蘭克福學派、 韋伯、 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等等的熱潮一波波的出現，又迅速的消退。 流行中最可怕的當然是宗教與民族意識。宗教是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卻變成一群人與上帝的關係，然後有回教與美國以色列的衝突。原始部落時代以血緣為基礎的群體性，仍然有力地影響包括臺灣在內的國家衝突。正義若出諸群體意志，通常是走向地獄之路。這兩種無知的流行會產生滅絕許多人命的後果。這種慘劇或由英雄或由政客所引發，在歷史上一再出現，顯現了人類理性的脆弱。
文明的暴力性，知識份子具有關鍵的角色，因為只有知識份子會掌握其形式，並加以系統化，形成有力的論據；而且也只有知識份子會從外文化中複製一些知識、技術、價值等東西。他們框住文化中的東西，加以客觀的限定，清除其文化性，從而斷絕這些文化活動與其歷史的關係。〈賴顯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