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淑 者〉
蘿莉˙安德森(Laurie Anderson) 是八零年代的前衛藝術健將，作品充滿濃厚實驗性，雖然相對於嚴肅音樂，安德森的音樂實在是簡單得過分，但她的作品絕對不可僅由音樂本身去看待，不只是因為她的現場表演充斥著身體所面臨的各種衝突意象(United States Live)，即使是錄音專輯也頗具批判性(Mister Heartbreak, Big Science)。她其實是藉著音樂揭示個別主體在社會權力關係中的拉鋸，音樂是被當成符號解剖、重組的：基本架構與裝飾性質的音符被混淆、真實的與虛擬的被擴聲張揚又覆歸於一、傳統和弦進行的時序感被無窮盡迴盪的反覆低音真空懸浮。
安德森的音樂創作隱含龐大的文化體系，她穿梭在這文化體系中撿拾各樣元素，在她的創作實驗室中質疑調性傳統的音樂結構、挑戰語言文字的限度、放縱電子媒材與身體大肆狂歡。秉持一貫的科學家精神，在安德森的創作實驗室中沒有任何成規可言，一切都是可以被質疑的，不論是音樂或文字，都只是符號而已，即使她架設起煞有其事的調性或文法，也不過是為了再將其解構(McClary 1991)。
在這個脈絡底下，安德森藉著打破舊有作品結構與藝術界線，在音樂結構、語言敘事、或電子媒材的使用上不斷地推翻傳統，創造出一個自為主宰的空間(Owens 1983；Pfeil 1988)。安德森不只極富意識形態地「做」音樂，暴露出音樂背後的創作主體，藉以宣示自我，或作為女性的發聲權力(McClary 1991)，更頻繁地使用電子媒材拆解音樂符號以及玩弄聲響效果，刻意引發傳統音樂結構與新媒材之間的緊張關係(Goldstein 1986)。
由於安德森本身便極富意識形態與顛覆作為的表演，對她的評價也頗具爭議：以往對安德森的討論可大致歸類為前衛藝術、電子媒材、女性主義幾個主題。以往的評論者或頌揚她為勇於打破傳統規章、並富有敏銳時代感的開創先鋒(Appia 2002)；或者推崇其為女性發聲、直搗男性霸權的女性主義表演者(Ono 2002)；或者對她多媒體的機敏掌控大為激賞(Appia 2002)；而反面批評則多集中在電子媒材的大量使用，批評者認為，她電子媒材使用過當而造成難以接近的疏離感(Marcus 1987；Block 1985)；並且她以身體表演宣示發聲權的作法，適得其反地使女性與身體的性慾特質更畫上等號(Moi 1985)。
在眾多的討論之中，無論從前衛藝術的概念、多媒體的使用、女性主義思潮的角度，或者正反褒貶的評價，大多會觸及「主體性」的議題，這個議題同時也在安德森的表演意識型態中佔據重要地位(Duckworth 1995)。
一如安德森強勢的舞台作風，她的表演劇烈地扯開權力意識中被長期忽略或刻意隱藏的縫隙，讓我們藉由加劇的距離看出權力空間是如何形成；並且提示我們，除此之外尚有更多空間存在的可能性，這些空間大至不同的文化傳統、歷史背景、語言結構，小至個人主體、以及主體內紛雜的多音聲響；但反面來看，這些眾多可能性則意指在權力操弄分化下的碎裂主體。正因為她如此高調地宣示自我主體，也勢必令其必須小心翼翼地擺盪於高空鋼索，而不致失衡。
蘿莉˙安德森在她的作品中以音樂和語言的解構顯揚了當代的主體性危機。就像諸多後現代音樂家嘗試打破傳統的規約，蘿莉安德森順理成章地拆解音樂結構與文字語法，將其當作符號遊戲，高聲宣揚自主發聲的權力。但另一方面，藉由符號所獲得的自由度越大，被符號控制的程度也越大，面對這樣的符號遊戲，現實已完全被擬象所控制(Baudrillard 1988)，在完全人為的符號世界裡，隨著舊有價值的破滅，更是暴露了獨立主體在一片眾聲喧嘩中，有如踱步囂鬧市集的失聯旅人：掌控著對自我絕對的主控權，但斷絕過去。
這也是後現代思潮倍受抨擊的一點，它打破一切舊有規章、告訴人們過去經驗不可信，這似乎將人類提升到更高的自由意志抉擇層級。被解除了信仰的人們，在強調經驗主體、強調主觀感受的當代藝術、思想潮湧下，不論是權力意識的被突顯，或是個人主體性的張揚，各個勢力集團或個人，無不以各自獨特的主體性為號召，擁戴的是多元發聲的自由權。但就像巴別塔的聖經寓言，在語言分歧、意義各自為政的情況下，若講述的是「我的故事」(“Langue D’amour”)，他人如何能理解？
以音樂的表現型態號召主體性的強權意識，不論是作為攻略領地的長矛、或者抵擋所謂傳統霸權的盾牌，安德森一直處於破廢與建立的尖銳狀態，這也使她無法擺脫內外攻堅的危機：一方面因為自身表演所挾帶的意識形態，她必須不斷自我推翻再重建；另一方面，她以符號架構起的獨大世界，使其自斷與他人溝通的網絡，自我疏離。正如安德森僅只是爆破主體性議題，留下斷瓦殘垣私自議論紛紛，這片激烈戰場在各持己見、捍衛主張的情況下，再加上後現代秉持多元並立的「自由」原則護持，反而使得「主體性」成為草木皆兵的捕風捉影，不知去向。〈阮文淑〉
